旅途艰难

       郁达夫与上海有缘,一生都是如此。离国到日本求学,是在这里起锚远航的,“创造”美梦是在这里实现的,生命升华的奇迹也同样是在这里发生的。一句话,是上海成就了他那光辉灿烂的文学大业,孕育了他生命的又一块绿洲——爱情。

       对郁达夫来说,上海是一块美丽的土地,神奇的象征,智慧的源泉。这里有他的梦,有他的理想,有他的青春。特别是1927年从广州再度回到这里后,革命斗志和创作热情也一直都处于亢奋状态。揭露蒋介石新军阀政府叛变革命、倒行逆施、欺压民众的罪行,痛击“新月派”对革命文学和人民大众的污蔑,与鲁迅、太阳社诸同志一道探讨无产阶级文艺和革命理论,领衔“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等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笔锋所至,汪洋恣肆,锐不可当。

       然而,随着岁月的更迭,时光的流逝,重新审视所经历的是是非非,他对祖国的未来和四万万骨肉同胞的命运却恍惚模糊起来,革命锐志也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经历了几次关乎个人生死存亡的大劫难后,一种消沉、颓唐的情愫便开始悄悄地在他心中滋生蔓延。

       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悲伤的“安徽大学”之行是令其终生难忘的不幸之一。

       自1927年8月正式宣布脱离创造社,到1929年9月应聘到安徽大学担任文学教授,这期间他担当的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角色,一切社会活动费用和家庭开支,主要靠的是稿费和版税。

       去安徽大学教书,是基于两个方面因素考虑的。一是经济原因,月薪340元,对于一个不事生产的穷文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字,而人口日渐增多的小家庭,也的确是需要这项固定收入;二是感情问题,对安徽大学所在地安庆,他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一度回国担任过安庆法政专门学校的英文教习,风靡一时的小说《茫茫夜》就是在这里任教期间完成的。

       这次前往安庆,他原计划是想做点事情,有所成就的。出师却不利,一到安庆便碰上了“政变”和“兵变”。安徽大学乱作了一团,一连几天,校方当局竟没一个人出面接待,令他十分不快,直到4天以后,才有人通知课程安排的事宜。就在他将一切准备就绪行将上课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知,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反动分子暗中勾结,已将他列入赤色分子黑名单,拟就地逮捕。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立刻仓皇出逃。

       遭逢安徽大学的不幸,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从上至下是不会容忍他这样的“激进”分子的,这之后,一概谢绝教育机关的聘书,死心塌地的做“自由”撰稿人。

       在安徽大学所遭受的羞辱以及心灵的创伤尚未平复,一场新的灾难又接踵而至。那就是来自同一阵营里的误解和责难。

       对来自敌方阵营的攻击迫害,郁达夫尚能够承受,并且是毫无畏惧,越战越勇,而对来自同一阵营里战友们的误解和攻击,他却感到悲哀、失望、愤怒,同时也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由参加和离开“中国左翼联盟”引起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党主管文艺工作后的产物。基本成员是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作家和骨干分子以及党组织分管文艺工作的干部。遵照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其筹备期间即已确定鲁迅为盟主,而且还把每次筹备会开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夏衍等人“经常向鲁迅报告”。1980年1月,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的文章中回忆说,“左联”纲领和“左联”发起人名单两个文件起草后,就是由他和冯乃超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的批准”。

       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是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象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最后他提出为什么没有郁达夫参加发起?我们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老朋友来往。鲁迅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们表示同意。不过我们说还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鲁迅也赞成。

       在创造社、太阳社中的许多人众口一词地谴责郁达夫消沉、颓废,“情绪不好”的时候,鲁迅力排众议,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局外人看起来仿佛是有点感情用事,其实则不然,鲁迅知人论事是有自己的理论标准,“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

       纵观郁达夫从北伐到“左联”成立期间的言行,如果排除宗派情绪和主观偏见,就会明显地发现,他的确是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郁达夫在承受反动统治阶级政治压迫的同时,还遭遇到了来自同一阵营的同伴们的误解和攻击。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里指责他,既是叶圣陶式的“厌世家”,又是鲁迅之流的时代“落伍者”,从而完全否定了他的进步性;又如1928年9月他创办《大众文艺》月刊,提倡“大众文艺”时,也同样遭到了来自内部同伴们的蛮横批评,彭康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中甚至骂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堕落的享乐主义者。”

       对于郁达夫来说,自1927年初发表《广州事情》之后,他所处的环境一直是前有敌人锋刃的威胁,后有战友流弹的误伤,在这种腹背都遭受攻击的境遇里,他心中怎能不感到悲苦、孤独和寂寞呢?

       这孤独、寂寞的情感,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所容易产生的犹豫、彷徨、动摇心理的一种自我流露。冯乃超、夏衍等人批评郁达夫的情绪不好,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方面。

       实际而言,孤独、寂寞、彷徨只是这个时期郁达夫思想情感中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个很次要的、微不足道的方面,主流和大方向还是坚持正义,拥护革命,反对国民党军阀政府推行的封建文化专制及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政策,并与鲁迅一道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在反动派的多次“警告”和政治压迫下,以及同伴们的错误攻击下,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得失,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能够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二、以辛辣的现实主义笔触深刻地描摹了新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了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残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喊出了人民群众争自由,要民主的正义呼声。这一点也是他20世纪30年代前后创作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感伤的行旅》等抒情味很浓的散文,也不失时机地加上了一段对新旧军阀腐败统治的嘲讽和鞭挞。

       三、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以及他们在中国未来大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呼吁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都要重视农民群众的启迪工作,努力开拓出农民文艺的广阔天地,是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乡村里的阶级》、《农民文艺的提倡》、《农民文艺的实质》等是其代表作。

       综上可知,郁达夫的确是像鲁迅所称赞的那样——“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鲁迅知人论事总是入木三分,精辟透彻,既不溢美,也不藏拙,这是文艺界所公认的,因此,他对郁达夫的评价,左翼文艺家大多都还是能够接受的。

       与鲁迅一道列名为“左联”的发起人,郁达夫还是比较乐意接受的。虽然他对夏衍、陶晶孙等人扬言正处在“冬眠”时期,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在具体工作上他还是很热心的。如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他因事未能参加,第二天便冒雨到鲁迅家中询问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尔后又经常与鲁迅一起到附近的高等学校进行演说。

       对“左联”领导不顾国内复杂的社会现实,盲目的去照搬苏俄“纳普”和日本“拉普”的经验,让文学艺术家们放下手中娴熟的笔,去冒险搞什么飞行集会、刷标语、散传单之类的活动,郁达夫、鲁迅等人都是持有异议的。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就曾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表示“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当面就给以拒绝。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壕堑战、持久战等战术。”(冯雪峰《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

       鲁迅是这样以不客气的态度抵制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而郁达夫也同样以十分清醒的头脑,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如当时的“左联”领导要派他去做所谓的“实际工作”时,他马上回绝道:“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后来他还向史沫莱特、林语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过这个意思,并说“我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为了“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半年之后,即致信“左联”领导,“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对郁达夫不服从领导,不愿“去做实际工作”,本来就有点不满的“左联”常务执委们,接到郁达夫的辞职书,很快作出了决定——“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时值1930年的11月16日。

       在革命力量还不十分壮大,斗争还十分艰苦的岁月里,硬把一个在国内外都具影响,而且对“左联”的建设和发展都提过很中肯意见的作家开除盟籍,这对“左联”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鲁迅得悉此事后曾表示“不同意文总的决定,认为人手多一个,好一个。”言外之意,对郁达夫在“左联”时期的思想和行为是肯定的。无疑问,鲁迅这意见是和他当初提名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一样是正确的。

       与“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脱离关系后,名义上,郁达夫是不再承担为该联盟尽义务的责任了,但在暗地里和幕后仍与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他自己在《回忆鲁迅》中的一段话说就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郁达夫《回忆鲁迅》)

       被“左联”开除后,郁达夫表面上看似很超脱,毫不介意,但在心灵深处却是久久不能释怀,而且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少了革命性、进取性,多了中庸和颓唐。小说《东梓关》、《迟桂花》就是他这个阶段的人生体验。

       《东梓关》着力刻画了一位隐居山林,笑吟江湖的名医形象。

       名医徐竹园,乃世代望族的后裔,年轻的时候也曾奋发上进,力图有所作为,并且还做过救世拯民的大梦,后来不幸染上吐血的宿疾,几乎葬送了性命。大病初愈后,开始对人生有所省悟,渐渐地梦想破灭,意志灰颓,绝迹仕途,远遁红尘,隐居山林,求医采药,看看闲书,玩玩古董,悠闲自在。20年过去了,不但吐血的宿疾没有了,而且本人也成了方圆几十里闻名的中医先生。其生活也渐入仙境,平时读读古书,抽抽鸦片,玩玩珍奇瑰宝,得闲时给乡亲们治治病,施施药。

       对徐竹园的这种似人非人,似仙非仙的生活,作者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无限向往的情愫。

       继《东梓关》之后的《迟桂花》,与前者表现的是同样的主题。这里的翁家山也和徐竹园生活的环境一样是人间仙境。

       首先,风景优美,如诗如画,青葱的山,如云的树,茫茫的湖雾,唧唧的虫鸣,缓慢的晚钟声,撩人的桂花香,一景景一幕幕,都恍如仙景一般,置身其间,心旷神怡,能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纷争。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融洽和睦。翁则生的一家只有3个人,即母亲、妹妹和他本人。翁则生恬淡,母亲善良,妹妹纯洁,彼此间各自安分自足,没有龃龌,没有风浪,处处互敬互让,整日里欢声笑语,乐乐融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穷尽。

       再其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与人事和睦,宁静安详的人文环境,是尘世劳碌者洗涤和净化灵魂的理想场所。

       总之,这两篇小说所着力刻画和描写的都是世外桃源般的童话,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风浪险恶的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厌烦,和对宁静田园生活的向往。应该说,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郁达夫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内心的寂寞和疲倦。

       有《东梓关》、《迟桂花》奠基,以后郁达夫举家迁杭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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